“时代”杂志与亨利·鲁斯

一本杂志如同一个生命一样，从幼年到成年。1923年布里顿·海登和亨利·鲁斯将他们的爱子“时代”杂志推出时，这本杂志就如同一个生命一样开始了茁壮成长，如今他已走过了75个年头。

对一般人来说，20年代并不是一个令每个人都满意的时代，证券市场萧条，股票大跌。在这之后的年代里，人类又经历了更多的不幸：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以及冷战等等，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不幸的，但对于一本杂志来说，却是天赐良机。这些历史为“时代”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他们在不同时期的“时代”里得到了记载。

新闻的吸引力使“时代”广为世人瞩目，特别是战争的消息更激发了人们对他的兴趣。75年来，“时代”成为影响美国人民的主要刊物。1933年又一本刊物“新闻周刊”出版发行，与“时代”成了同行竞争者。为扩大自己的实力，“时代”又分别于1930年创建了姊妹篇“财富”，1932年开办了“农业论坛”以及1935年发行的“生活”等。

如今，这些新闻周刊成为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中产阶层人士不可缺少的读物。芝加哥大学校长罗博特·胡金斯认为，“时代”和他的姊妹篇对美国人性格的影响甚于“所有教育机构的总和”，就连鲁斯的竞争者也不得不承认，“时代”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杂志之一。

鲁斯和海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了解人们对新事物的渴求。从创建这本杂志开始，他们就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为杂志深入报道的中心。正如他们深知的，历史同生活一样是错综复杂的，但向人们讲述历史却是非常简单的。在创业初期，他们曾说过，一本杂志的好坏取决于“有多少页面上的东西能进入到读者的头脑中”。将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以及著名人物的活动、性格、想法、结局等等，通过杂志向读者介绍并引起他们的兴趣，增强他们的好奇，提高他们的热情，从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他们有用的记忆。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时代”虽带有其时代的倾向性，但也有自己的立场。在二战后期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时，“时代”写到：“经过控制的核裂爆，将已经深受分离和痛苦的人类又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取得了胜利。然而，这些武器对生命破坏威力同样也使活着的心灵蒙受了深深的创伤。”

鲁斯对历史具有超常的灵感，有一个记者敏锐的头脑，在行动上又比一般记者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同海登一样，在他们的心目中已看到美国战后人们正处于变化的过程，因此，很自然地需要一些新的读物，而这些读物必定有其自己的读者——新的中产阶层、寻梦者，他们大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事业就是挣钱、享受。

在汽车、电影、无线电刚步入社会的时期，鲁斯和海登就发现了这些新生事物必将成为读者新的口味并成为激发人们兴趣的对象。他们知道，传统的新闻只是以新闻为新闻，他们只向读者介绍最新发生的事物，而不是告诉读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物以及这些新生事物对今后人们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而“时代”却在历史的关头找到了美国人的新品味，它把新闻变成故事、变成剧本、变成喜剧。虽然这种形式有时会显得有点怪，但它却使这本杂志与众不同。

鲁斯的成功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任何事物都有不断的好奇。1898年，鲁斯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的蓬州，即现在的蓬莱，他的父亲是一名基督传教士，除了一、两次回美国探亲外，鲁斯的童年全部是在中国度过的。同其他传教士一样，他们并不同普通的中国人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大院中。幼时的鲁斯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外面世界与传教士的生活又是有巨大的反差，这使鲁斯从内心就感到有一种要了解外面世界的强烈愿望。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鲁斯对世界、对新生事物的好奇之心丝毫不减，他想去每一个没去过的地方，知道每一件未知的事物。1913年，当他只有15岁时，便只身一人用了4个月的时间周游了欧洲大陆。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着迷的游客”。他怀着极高的热情，吸取着第一手的知识和亲身经验，无论从大到小都滋润着他对知识的渴求。这些经历和知识无疑对他今后的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在其后的7年时间里，鲁斯就读于美国的最高学府耶鲁大学。在学校里，鲁斯积极参与学校的宣传工作，并在工作中与海登结为好友，之后与之创建了“时代”杂志。

当时，作为耶鲁的毕业生，其今后的职业多为从事政治，而选择作为职业记者的人寥寥无几。当时甚至有人认为选择记者为职业是大材小用，因为人们所认为的记者只不过是将发生的新闻告诉大家而已。然而，鲁斯和海登成就的却不是一般的记者，他们是具有耶鲁铬印的记者，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将新闻告诉读者，而是将这些新闻翻译给那些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足够知识的人，使他们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并从中得到知识和启迪。而这些是以往的记者们所未曾做过的。鲁斯深信不疑的是杂志必将成为当今时代主要商品之一，因此他把它定名为“时代”，并设计为可在一个小时之内读完的刊物。1929年，海登不幸死于血液感染，悲痛之后，鲁斯一个人继续奋斗。从此以后，“时代公司”就以反映时代的观点、发表对时局的看法而出名。

出生于中国的鲁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为中国的美丽自然景色所吸引，又为她在二三十年代的贫穷和落后而难过。他曾说：“无论怎样，我都很热爱中国。”

鲁斯在事业上是成功的，但在家庭生活方面却充满不幸。1935年，他与结婚12年的妻子离了婚，与当时一名非常有名的女子克莱尔·布特结为夫妇。同鲁斯一样，布特也是一名著名的编辑、剧作家，后来又成为议员、驻外大使。这两个名人的婚姻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他们彼此各有自己的事业，时常分居。然而，在公众面前，他们却显得是一对模范夫妻，双双出入社交界、参加各种活动。对于表面的“幸福”，鲁斯深感失望，他曾对朋友说过，这样的生活几乎是罪恶。